馮侖：管住政府的手 不要亂摸企業家
新浪財經訊 “2012(第十一屆)中國企業領袖年會”于2012年12月7日-9日在北京舉行。圖為萬通控股董事長馮侖在現場發表演講，以下為演講實錄：
各位尊敬的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年是2012年，有很多很多的說法。但是，讓我想起來在100年以前的1912年發生過一件事情，有一位當時最著名的民營企業家叫張謇，這一年當上了孫中山政府的部長，而且第一次和孫中山見了面，見面以后，孫中山讓他幫助政府籌集政府最重要的革命善款。談完了以后，他給孫中山一個評價，四個字叫“不知崖畔”，就是這個革命家不知道事情難辦，只是夸夸其談。這件事情發生在一百年以前，民營企業家和一個體制和一場變革的關系。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變革時代的民營企業。
在整個過去一百年，我們面臨著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經濟增長和社會變革。我們大概各用了50年來完成我們這樣一些討論。也就是說，過去在一百年里真正經濟成長，經濟發展我們花的時間也就50年，還有50年干什么呢？解決由于經濟增長帶來的社會變革，政治變革所需要面臨的問題。我們過去100年怎么處理這些事情呢？我們會發現，在這個過程中，民營企業家是怎么樣來自主和發揮作用。大家知道清末的時候發生了重要的維新叫做改革，之前發生了重要的作用叫做洋務運動，這叫經濟改革。
所以，經濟改革花了不到20年的時間，然后就面臨維新的問題，就是要不要進一步采取憲政的態度，或者保留原有的舊的體制，當時的實際領導人光緒和慈禧發生了爭執，核心就是經濟改革，政治改革問題，慈禧只主張經濟改革，但是清朝的游戲規則不能變，最后慈禧就把該殺的殺，該關的關，最后把光緒也殺了，以這樣的方式來表明她的一項基本原則，就是一個基本堅持，就是堅持一個基本原則就是清末最后的大清王朝的游戲規則，政治架構不能改變。
但是，大家知道后來發生了變化，辛亥革命，由維新改良最后醞釀成為一場革命，這場折騰一直折騰到北伐成功才消停了，中間花多少年時間呢？就從辛亥革命開始到1927年也花了16年時間。我們用16年時間最后把這個捅破了，解決前面洋務運動帶來的社會變化的問題，最后付出的代價非常巨大。1927年消停，到1937年我們開始進行一場真正的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成長，就是所謂的 黃金十年，今天上海灘的很多項目都是這個時候建成的，那個時候的外國人，外資，洋人不比今天少。但是，遺憾的是，從1937年開始，中日戰爭，最后到1945年開始，我們又開始面臨一個問題，就是由黃金十年培育成功的市場經濟的這樣一個發展到底是不適合中國的現代化？于是國共兩黨兵戎相見，不是在談判桌上解決，最后用了五年時間用2000萬人的性命最后做了一個決定，這又是一次重大的解決經濟成長帶來的社會矛盾。 之后大家知道一直到1978年大陸30年的實踐證明蘇俄的方式的確不能夠讓中國經濟快速成長，臺灣成為四小龍之首。然后到了今天，我們最后又做了一次變革，于是放棄蘇聯模式，我們開始進行改革開放，這一下到今天又30年了。到了30年之后我們又開始出現經濟成長帶來的社會問題，又要開始討論在過去五年所有人都在關注經濟成長以后帶來的社會問題究竟怎么解決？
所以，從這樣來看，我們整個過去100年，真正發展經濟的時間也就是1927-1937年，然后最近改革開放30年，這是真正我們按照經濟規律，按照市場經濟來發展成長中國經濟，其余的時間都是由經濟成長帶來的問題，要解決的是我們的討論方法，這個方法就是三種方法。但是，遺憾的是這三種方法都不一定是很小代價的方法，而是很大代價的方法，一種就是宮廷的方法，比如光緒、慈禧宮斗這是一種方法，解決向何處去，用上來方式繼續發展經濟。另外一種就是廣場的方法，在廣場上搞群眾運動，和宮廷里配合，這也是犧牲。再有就是戰場的方法，就是軍事斗爭解決怎么樣經濟成長以后的社會矛盾。用什么方式來解決？我們遺憾的是，我們沒有找到一種代價小的方法，比如法制和民主，假如當時從清末我們就用了這個方法，我們經濟穩定增長至少100年。
所以，我們今天民營企業在過去100年里頭，我們非常有趣的發現，我們都是在后一個50年在費心思，前一個50年就是經濟成長大家都很會做，當時在30年代，我們的民營企業，我們的海歸已經能夠創造的業績把跨國公司打敗，這種例子非常之多。但是，我們因為后一個50年我們被迫選擇，于是讓我們民營企業總是在做被動的選擇題，就是我們要在選擇市場和產品的同時，我們要選擇什么樣的社會制度，什么樣的環境，什么樣的政治領導人，每天都要做兩個選擇題，而西方只做一個選擇題，另外一個交給民主、憲政和法制來解決。
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發現我們的民營企業在過去一百年都怎么選擇的呢？非常有意思。
第一種選擇就是張謇，張謇不僅是學問很好，而且在體制內也做的很好，最后回到家鄉辦實業，深刻的卷入了當時的維新改革，后來還當了部長，甚至在袁世凱政府也當了部長，而且做一個叫做立憲派的一個首領。他的企業做的很好，當時的沙場也是全國首屈一指，自己超級有理想，因為他自己幾乎就是一個職業經理人，也沒有什么家當，這是一個選擇。
第二個選擇也是非常有理想的民營企業，在1952年一個早上，他跟他的家人講，我累了，我要休息。于是吃了安眠藥再也沒有醒來，這個人叫盧作孚，他在30年代的社會理想非常大，他說我的理想就是要人得人，企業家最高的理想就是做仁義的人，我需要為社會做事情，我就能夠充滿理想的做，最后得到，要人得人，這樣的人，最后在1949年以后，由于當時我們共產黨的領導和整個社會體制發生了巨大變化，我們在社會主義改造前期用政治的方法給他以最大的傷害，他對身邊的人為我們黨的干部搞定，然后在整個的北京見了一次中央領導，于是為身邊的人收留了一個過去非常窮的孩子，這個人舉報他腐蝕共產黨干部，所以這樣的一個民營企業家在這樣的政治轉換當中不能適應，而不是在經濟和社會奉獻當中不能適應，于是他選擇了離開。還有一個民營企業家在1956年的時候，毛澤東說你是中國頭號的大財團，于是他說，我的一切都要捐獻給國家，從此我得到的分紅要再投資，我不再剝削，不再勾心斗角，我要成為新中國的工作人員，他又做了一次選擇。于是這樣一個百年老店不存在了，或者可以成為跨國的競爭性的大財團不存在了，我們出現了一個政治上先進的國家領導人。
與此同時還有一些民營企業家也在做選擇，這個人他最后的回憶錄里寫，說在這樣的一個氛圍下，政府方面派來的人已經讓我們沒有辦法生存，因為原材料的供應和資金都已經被政府壟斷和控制，另外天天讓我們學習，道德上摸黑，甚至有的拉出去槍斃，最后連自己家生活的錢都沒有了，這樣的資本家有什么可當，于是他全部都捐出去了。當時民間資本一共23億，陳云算了一筆帳，用7億把他們贖買，最后買愛國公債，這部分人被溫水煮了青蛙。還有一部分人，一看社會太動蕩，太變革，于是就放棄了當時在大陸的經營，跑到了香港和美國，30年以后的改革開放又回來了。這就是過去100年民營企業所能做的面對經濟成長社會轉型時候，當社會轉型不能夠沿著民主、法制軌道發展的時候，我們做的所有的選擇。在這樣的一個選擇當中，我們今天又看到了歷史還在重演，今天在座的非常多優秀的企業家正在像當年的張謇一樣，求人得人，一方面努力做企業，另一方面回報社會，同時積極希望推動社會的民主法制的建設。我們也看見了像榮毅仁這樣的身影，要把自己的血肉之軀和財產獻給黨，而且是以條件的，已經言語之間的表達完全超出了榮毅仁的覺悟。
第三我們也看到一些民營企業積極的在辦理移民，試圖用錢換取另外一種安全，這就是我們講的移民問題。另外我們也看到一些民營企業正在積極的用投資的方法來離開這個現場。
所以，我們最后看到了中國未來怎么辦呢？當然，最近30年我們看到了“十八大”之后我們的新的領導集體，有兩件事情上給我們一個非常準確的信號。第一就是要界定清楚政府和企業的邊界，政府和市場的邊界，要管住政府那支閑不住的手，不要在企業家的懷里亂摸，這是“十八大”給我們的信號。第二件事情，我們新的領導集體給我們的信號就是要依法治國，在社會的轉型時期，最終的目標要界定清楚社會、政府和企業的關系，一切都是要尋著憲政和法制的渠道規范和完成中國社會的轉型，為未來的中華民族復興奠定一個持久的法制的基礎和憲政的基礎。
所以，由于這兩件事情給了積極的信號，我們今天可以有信心的說，中國的民營企業，我們未來再一個50年，我們可以專心像柳總說的，我們能夠吃著碗里的看著鍋里的，我們再也不想那些跟我們沒有關系的事兒。我們以前總跟柳總開玩笑說，有些企業家之所以看別人進洞房，自己高潮，就因為洞房里動靜太大。我希望民營企業真正就像東升講過的一樣，我們真正能夠希望未來有一個民主、法制、憲政的一個社會環境，有一個管理自律，而且能夠自我管理有效的政府。在這樣一個前提下，我們企業家扎扎實實的做自己的事兒，像剛才馬行長講的一樣，我們只做自己的事兒，我們特別希望只做自己的事兒，對別人洞房的事兒興趣不是太大，希望你們洞房的動靜小一點，讓我們創新的聲音，讓我們在市場上競爭的能力大一點，這樣我們有希望，國家社會當然就會得到發展。但是，另一方面民主和法制的憲政以及政府的改革更加有效，我們的市場越來越大，我們的希望才在明天，在后天，在永遠！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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